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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困境”的博弈谈法院调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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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琼娟  发布时间:2013-07-12 10:29:53 打印 字号: | |
  近日,无意间再次读到了Albert Tucker提出的“囚徒困境”博弈理论,虽然该理论本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用以解释许多的经济现象,但笔者认为,通过分析该博弈论,对法官认识调解工作的实质亦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理论,经典的“囚徒困境”如下(Albert Tucker1950年以囚徒方式阐述):“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入罪。于是为了得到口供,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如果一人坦白,而对方保持沉默,坦白者将获释,沉默者将判监10年;如果二人都保持沉默,则二人各判监1年;如果二人都坦白,互相背叛,则二人各判监8年。”这时两个囚徒都各有两个选择:坦白或不坦白,而在此例中,就是要两个囚徒都坦白,因此无论对方如何选择,个人最优的选择都是坦白,因为他们都并不知道对方将如何选择,即使知道也不能保证对方不反悔。把两个囚徒假设为A和B,A在理性思维下会考虑:如果“B不坦白,我坦白,我将获得释放,而此时我不坦白,我将获刑1年,故坦白比沉默好;B坦白,我不坦白,我将被判监10年,而此时坦白我将判监8年,故此时坦白比沉默好。”因为在A囚徒坦白的情况下,B囚徒的最优选择也是坦白,这样两人各判监8年,如果B囚徒选择沉默,他将会判监10年。我们把囚徒困境中囚徒的选择分为三种:最高追求结果(释放)、其次追求结果(判8年)与最差结果(判10年),囚徒一定想追求释放的结果,但同时他要承担判监10年的最差结果的风险,为了规避风险囚徒退而求其次选择判监8年。

  笔者认为,在民事纠纷中,当事人接受调解也是一种追求利益最大化和规避风险的最优选择心态。比如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类案件中,医院与患者都面临达成调解与等待判决的选择,但由于医患纠纷案件需要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在鉴定未作出前是否构成事故尚不清楚,医患双方都面临着类似“囚徒”面临的困惑,即:医院如果选择鉴定,在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情况下医院免责,患者败诉,是医院想要达到的最高追求结果,在构成医疗事故的情况下医院赔偿,患者胜诉,是医院最不想要的最差结果,而患者追求的结果正好相反;如果双方选择调解,则双方都会在想达到的最高追求结果中做出让步,医院部分赔偿患者的损失,却能避免全额赔偿和被认定为医疗事故;患者虽不能获得全额赔偿,却避免了不被认定为医疗事故,不能获得任何赔偿的风险,这样双方均达到了其次的追求结果。如果双方选择鉴定等待判决则都有可能面临败诉的最差结果,在此情况下,基于最优战略考虑,博弈的结果是双方表示愿意调解,并达成由医院给付患者部分赔偿的结果。

  通过上述对博弈理论的分析,结合平时工作的实践,对于调解工作的具体开展,笔者有以下几方面的感悟。

  首先,充分掌握全案的信息,利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指出当事人可能面临的风险。在大部分情况下,案件的当事人在判断自己是否胜诉时,所依据的信息往往是不全面的,与“囚徒困境”中两个囚犯相互不能确定对方将怎么做出选择一样,当事人有类似的困惑,因为大部分案件都是因为双方有争议才会起诉到法院,希望法院作出对己有利的裁决,而案件发展的结果会因为证据的质证认证、当事人心理变化、法律适用的多种可能性、社会舆论、法官自由裁量权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不可预测性。这时法官在主持调解时,则需要发现这一信息的不对称性,并运用调解技巧,巧妙的利用信息不对称现象,指出当事人所面临的风险,然后促成当事人的调解。

  其次,把握当事人的心理,让当事人在利益博弈过程中理性规避风险。大部分案件中当事人都面临着最差结果、其次追求结果与最高追求结果的选择,如果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就有可能面临败诉即最差结果的风险,而调解的选择是当事人其次追求的结果,法官在调解的过程中要全面分析当事人面临的风险,比如判决具有败诉的风险甚至二审存在改判的风险、胜败风险不确定等,甚至执行阶段还要面临执行难的风险,判决在无法执行到位的情况下会成为一纸空文,从而促成当事人在选择调解时的力争自身利益最大化和规避风险的最优战略心态,即选择其次的追求结果,从而接受调解,规避败诉风险。

  第三,摆正法官的位置,赢得当事人的信任。有了上述的理性认识做基础,法官还应摆正自身的位置,灵活运用调解技巧。在调解中,法官的身份其实是一个居间斡旋者,而不是一个强权裁判者,只有摆正位置,才能搭建好调解的桥梁,实现当事人利益的均衡。法官、原告、被告可以比作一个等边三角形,法官掌握其中的一边,原、被告各自掌握的一边,只有在双方此消彼长的调解让步过程中,才能最终达成一致。具体来讲,首先,法官要做到客观公正,用缓和而不具倾向性的语言陈述观点,只有法官客观公正,从心里把双方当事人摆在一个天平的两端无倾斜,这样才能在调解的过程平衡双方的利益,使当事人心悦诚服的接受调解方案;其次,要关心当事人,躬身入局。法官要全面了解案件信息及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换位思考,理解当事人的处境,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的当事人从身体上和精神上予以关心照顾,赢得当事人的信任,然后以理服人,以法劝人,以情感人。

  最后,多管齐下,多种调解方式贯穿案件始终。采用利弊分析法,站在中立的角度,慎重的从法律角度分析案件发展可能存在的种种利与弊,并以案件基本事实做基础分析判决可能的结果,让当事人自己选择。同时提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观点,让当事人在选择时有更理性的判断;进行背对背调解,采取心理暗示的方法,在单独给一方做工作时,可以充分分析该方当事人面临的风险和利弊,比如证据方面的不足,自身的过错,法律的特殊规定,负面的社会评价及伦理道德的因素等,对结果的判定应进行心理暗示,语言不要过直,如果法官直接说当事人不接受调解就会败诉,当事人可能会把对立情绪转向法官,调解可能就无法达成,甚至对后面合法公正的判决也不会满意;对确实有过错的当事人进行适当的批评教育,比如离婚案件当事人实施家庭暴力,就应当受到批评,这样如果实施暴力一方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承诺改正,对方也能够接受的话,还能挽救一个即将破碎的家庭。

  在具体的案件调解过程中,法官要敏锐的发现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掌握当事人博弈的心理,加以引导,在合法、自愿的基础上促成调解,节约诉讼成本,做到案结事了。但同时也要认识到调解只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不是目的,不能盲目追求调解率,如在一方当事人没有风险需要规避时,往往是不会作出让步而牺牲应得利益的,此时当事人如果坚持不愿意调解就没有必要花过多的精力,甚至有些当事人还利用调解拖延时间,为实现自己的其他目的,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权益,比如借贷案件中,借款人发现自己占用他人的资金支付的成本比从银行贷款支付的成本要低,因此获得的利益就会更高,那么不但不能促成调解,反而会让借款人利用调解的时间继续占用他人的资金,从而无法实现司法救济。作为纠纷裁判者的法官应当理性的面对调解,不急功近利,公平公正的处理纠纷,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关系中做到游刃有余。
来源:平江县法院
责任编辑: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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