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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阴)浅析民间借贷案件虚假诉讼的辩识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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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玲  发布时间:2019-07-15 16:24:35 打印 字号: | |
  【内容提要】目前,民间借贷案件已经取代婚姻家庭案件成为排名第一位的民事诉讼类型,案件数量巨大。笔者在基层法院也审理了大量民间借贷类案件,认为该类案件中最为突出的难题当属虚假诉讼的认定问题。虚假诉讼行为既侵犯了真实权利人的利益,又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既扰乱正常的司法审判秩序,又影响了社会稳定。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高发的形势下,如何有效遏制虚假诉讼,是摆在审判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难题,也是亟需解决的一个课题。该类案件的审理往往给法官带来巨大压力,一旦审理不当,司法程序便沦为了当事人牟利的工具。作为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届时法院和法官无疑也会成为虚假诉讼的受害者,在引发社会矛盾的同时也会严重损害司法权威。本文试图对民间借贷中的虚假诉讼问题作出简要的解析,旨在服务一线审判实践,为防范和认定虚假诉讼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虚假诉讼  民间借贷  权利损害

  一、民间借贷案件中虚假诉讼的现状。

  民间借贷中的虚假诉讼是指当事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通过采取恶意串通,捏造事实、伪造变造证据、虚构法律关系等方式提起民间借贷民事诉讼,意图使人民法院作出错误裁判和执行,侵害第三人、集体或者国家利益的行为。近年来,民间借贷凭借手续简便、门槛较低、放款灵活、收益可观等优势日趋活跃,随之而来的诉讼也大量涌入法院,自2012年以来,全国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数量持续攀升,2017年案件量达到1199896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逐步成为当前民商事审判第一大类案件。但是由于现行立法供给、行政监管、司法规制相对不足,使得大量民间资本游离于国家监管之外,超利贷、套路贷、暴力讨债等非法行为掺杂其中,更形成了失衡的“卖方市场”,砍头息、各类服务费、非法高息、签订空白格式借款合同等非法行为成为“行规”。这些借贷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借贷中的非法行为往往被出借人虚构或掩盖,从而导致虚构借贷事实的行为高发,造成大量的虚假诉讼案件。

  2018年5月4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强调了“严禁非法活动”,其中明文指出严厉打击高利转贷、严厉打击以提供服务、销售商品为名,实际收取高额利息(变相)发放贷款的行为、严厉打击发放无指定用途贷款等行为,旨在治理和规范当前民间借贷中比较突出的乱象。而与之对应的是,当前刻意虚构、隐瞒借贷事实、伪造证据等意图通过诉讼程序获得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方式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在民间借贷案件的审判实践中仍呈高发态势,行为人虚构借贷事实的手段也呈现出多样性、隐蔽性、复杂性的特点,包括而不限于凭空虚构借贷关系、签订空白合同、隐瞒还款事实、虚构本息数额、伪造债权凭证、同一笔债权重复诉讼等。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数据显示,民间借贷案件中涉嫌虚构事实的案件,呈现出数量繁多、形式多样、案情复杂的态势。

   二、民间借贷案件中虚假诉讼的特点。

  (一)多种虚假情形相互交织,认定难度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列举了九类可能属于虚假诉讼的情形,包括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等。司法实践中,除了上述司法解释列举的九类情形,还有其他一些较为常见的情形。同时,往往一个虚假诉讼案件中会有多种虚假情形交织在一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导致法官在认定虚假诉讼时,普遍非常谨慎,不仅需要对案件主要事实进行审查认定,还需要对案件的辅助事实进行分析认证,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虚假诉讼的认定存在诸多难点。

  (二)虚假诉讼案件绝大多数在基层法院或者一审程序中被认定。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一审程序的民间借贷类案件数量显示结果为480万件。实际上,90%的借贷类案件都集中在一审程序,仅有10%的案件进入到其他程序。另外,绝大多数后来被认定为虚假诉讼的案件,当事人在一审结案后均未提起上诉。这也意味着基层法院在防范虚假诉讼方面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显的背景下,一线法官需要抽出更多的精力来仔细审查案件中是否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这也对基层法官的审判经验和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虚假诉讼案件当事人之间多为亲属关系,或企业之间多存在关联关系。

  双方同谋型虚假诉讼的当事人,基本在诉讼之前就进行了串通,共同虚构事实,伪造证据材料,甚至多次对庭审进行“排练”,练习“台词”。如果虚假诉讼的目的达成,虚假的债务人还面临着被虚假债权人主张虚假债务的风险,所以虚假诉讼的当事人之间必须达到足够的“信任”,也就决定了他们往往会寻找亲戚朋友作为案件当事人,一方面便于操作,另一方面相对安全。

  (四)当事人之间并无实质性的对抗,或者短暂对抗后又很轻易地接受调解。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自认的法律制度。当事人一旦作出承认的声明或表示,另一方当事人即无需对该事实举证证明。实践中,虚假诉讼的被告会利用自认这种制度,放弃抗辩,从而免除原告的举证责任,以图顺利实现虚假诉讼的目的。但是随着法院对虚假诉讼审查力度的增加,部分当事人“与时俱进”,增加“戏份”,会象征性的进行对抗,一边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状或者当庭进行抗辩,一边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表示认可。对于调解的态度,也从主动要求法官调解,演变为“半推半就”的接受调解。

  (五)原告主张的事实理由、双方的交易方式等明显不符合常理。

  所有的虚假诉讼都经不起仔细推敲,如果对双方借款目的、交易细节、款项来源等进行仔细核实,绝大部分的虚假诉讼都会漏出马脚。实践中,无论虚假诉讼怎样变换形式,进行伪装,都可以通过对关键事实的审查予以认定。通常对于大额交易使用现金方式进行交付的,或者现金方式交付但无法提供取款记录的,双方陈述通过案外人账户进行交易的,出借金额较大但无法说明合理收入来源的,被告陷入债务危机、亲属对其提起诉讼等明显不符合常理的情形,都是虚假诉讼中常见的表现形式。

  三、民间借贷案件中虚假诉讼的矛盾根源分析。

  (一)外在原因。

  1.借贷市场活跃催生“行规”。

  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信贷上对借款人的考察较为严格,相当一部分资金需求者很难通过这些渠道获取借款,民间借贷市场随之活跃,经营性借贷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占有绝大比例。另一方面,我国当前虽然在立法范畴内明令禁止非法发放贷款的行为,但在监管上,相关主体却因该行为的“民间性”而默认其“原始性”,将其与民间融资混为一谈,造成了监管盲区甚至空白,由此导致了现金贷行业乱象丛生,形成了失衡的“卖方市场”。砍头息、各类服务费、非法高息、签订空白格式借款合同等法律不予保护的行为成为“行规”,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借贷中的非法行为往往被出借人虚构或掩盖。与此同时,这些“行规”也有逐渐渗透、被传统民间借贷效仿的趋势,由此导致了借贷类案件中,虚假诉讼行为高发,尤其是出借人一方虚构部分借贷事实的情况常见,在虚假诉讼中占据了绝大比例。

  2.虚构借贷事实的认定标准高、识别难度大。

  在审查和认定行为人虚构借贷事实的过程中,法院承担着较多的事实探明的义务。实践中,法官往往能明显觉察到虚构借贷事实的种种反常举动和现象,最终用证据规则认定行为方主张的事实不存在,但是这并不代表可以认定虚构事实行为,认定虚构借贷事实不仅要审査证据是否充足,还要进一步査明具体虚构的法律事实、是否存在恶意等情况。就民间借贷案件而言,一般情况下,法官应当对原被告关系、借款用途、资金来源、借款过程等要素主动进行询问和审查,还可能需要根据被告的要求调取大额取款预约记录、转账记录、银行监控等证据。而实践中,主观成分部分几乎只能以推论确认,很难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证明标准非常高。同时,在本身存在真实借贷关系但部分事实被虚构的案件中,事实更为真伪混杂,亦真亦假,更加难以辨析,识别难度更大。

  (二)内在原因。

  1.虚假诉讼行为构成的模糊与理解分歧。

  虚构借贷事实的外在表现为故意编造、隐瞒、歪曲借贷事实并提起诉讼,对此类非法行为规制的法律规范中,以虚假诉讼与该行为最为贴近,但由于当前在虚假诉讼构成上存在的定义模糊、理解分歧,大量实践将单方实施的虚构借贷事实行为(“单方欺诈型”)、在存在借贷关系的基础上虚构部分借贷事实的行为(“借题发挥式”)等均排除在虚假诉讼之外,导致大部分的此类行为并不能依据虚假诉讼的相关规定予以惩治,虚构借贷事实行为的处罚无据可依。

  2.民事层面对虚假诉讼的构成存在片面理解。

  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法条被普遍认为是民事法律规范对于虚假诉讼的规定,并以此作为认定和惩罚虚假诉讼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如若该法条是民事领域对虚假诉讼的规定,为何其并未明确将该条款描述的行为直接冠之以“虚假诉讼”。原因在于,该法条的立法目的并非专门对虚假诉讼予以规定,而仅仅是在描述民事强制措施予以实施的一种情形。首先,该法条所处章节为《民事诉讼法》的第十章“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可见该法条是围绕民事强制措施展开。而纵观该法条上下文,第111条规定了对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影响证人作证,转移财产,妨害司法工作等行为的民事强制措施,第113条则规定了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等方式逃避债务的行为。可以说,第111条和113条中,也包含了部分虚假诉讼情形的行为,因此,不能单纯地将112条理解为对虚假诉讼行为的规定。第112条中描述的具体行为,也就不能认定是对虚假诉讼行为的整体描述,仅可以将其理解为虚假诉讼行为中的一部分,否则将会造成以偏概全的片面理解。

  201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虚假诉讼构成要素表述为虚假诉讼一般包含以下要素:(1)以规避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2)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3)虚构事实;(4)借用合法的民事程序;(5)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而后大量观点和实践中将该要素规定作为民事甚至刑事司法实践中判断虚假诉讼的标准。然而这无论从字面的表述还是整个法律体系来说,都是对上述法律规定的一种片面理解,存在逻辑矛盾。《意见》中虽对虚假诉讼的构成要素进行了罗列,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该条文的行文没有采用“包含以下要素”,而是表述为“一般包含以下要素”。这个细节说明,最高院对虚假诉讼要素构成,描述的是一种一般情形,而非所有情形,因此,在某些情况下,某行为欠缺其中某个要素,并不意味着该行为就必须排除在虚假诉讼之外。

  综上所述,上述民事法律规范,对虚假诉讼的构成,尚未做出明确且完整的定义。但是由于实践中对上述法律规定的模糊与理解上的片面,导致大量“单方欺诈型”、“借题发挥式”的虚构事实行为,被排除在虚假诉讼之外。

  3.刑事法律规范中对虚假诉讼构成的限缩解释。

  2015年12月,《刑法修正案九》新增虚假诉讼罪,罪状表述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该法条将虚假诉讼作为一个新的罪名入罪,其罪状表述应视为是对虚假诉讼的行为构成进行了总体的描述。但是在该法律施行以后的长期一段时间内,由于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虚假诉讼罪的构成仍处于不明朗状态,加之审判实践经验和数据比较匮乏,相关理论性研究也不甚深入,实践中刑事层面和民事层面并没有对此予以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刑事层面在判断某个行为是否符合虚假诉讼罪的犯罪构成时,可能会陷入参考民事层面关于虚假诉讼行为构成的规定的误区。又因对上述民事法律规定的误读,司法实践中普遍出现了以《意见》中对虚假构成的要素为前提,去判断虚假诉讼犯罪构成的误读。这便造成了在2015年《刑法》已经事先对该罪名做出定义的情况下,以2016年出台的《意见》作为虚假诉讼入罪的前提条件,同时形成了刑事法律规范由《意见》去解释、由“意见”去限制“法律”的逻辑误区。

  2018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解决司法实践中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标准。一是明确刑法中虚假诉讼罪行为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虚假诉讼行为并不完全相同,除了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之外,一方当事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意图使对方当事人败诉,以达到非法占有对方财产等目的的,也可以构成虚假诉讼罪;二是明确了捏造事实既可以是积极行为,也可以是特定行为的消极行为,例如行为人隐瞒他人已经全部清偿债务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履行债务的,也可以构成虚假诉讼罪。

但是,《解释》将“借题发挥式”的虚构事实行为排除在了虚假诉讼罪之外,是值得商榷的。虚假诉讼罪侵害的是司法秩序与他人利益的双重法益,从侵害法益的角度讲,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基于完全捏造的事实提起的诉讼反而更容易被识别,对司法秩序的妨害可能并不严重;而往往是借贷关系确实存在,行为人所提起“部分事实被虚构的诉讼”,更难被查明,对司法秩序的妨害更为严重;同时,法院基于行为人“部分虚构”重要或者关键事实做出的裁判,与基于凭空捏造不存在的事实做出的裁判,都是错误裁判,对裁判结论产生的影响完全相同;从侵害他人合法利益的角度讲,“部分虚构”并不必然比“全部虚构”对受害方利益的侵害程度小,例如行为人虚构1万元的借款事实与行为人虚构10万元利息的事实相比,法院作出的判决都是错误判决,而后者可能在诉讼中支付更多的律师代理费,被保全和执行的财产价值更高。

  对于“妨害司法秩序”的情形,《解释》中对诉讼中的情形明确为开庭、采取保全措施、作出裁判三种情形。民事诉讼是一项公共消费,由于司法资源的相对稀缺,同一时间段,不可能对所有提起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服务,这意味着虚假诉讼会挤占其他案件的司法资源,影响正常的司法活动。虚假诉讼入罪要求的“妨害司法秩序”,应是指法院实施了相当的实质司法行为。所谓实质的司法行为,是指法院为民事裁判的形成和最终执行所开展的审理、调查、执行活动和为保障这些活动所实施的司法强制措施,具体包含诉讼保全、证据保全、开庭、庭下调查、司法裁判、执行等。与实质性司法行为相对应的是辅助性司法行为,这种司法行为是为司法判断作准备的流程性行为,如实施立案登记制后的立案受理行为、单纯的文书送达行为等。因此,《解释》中单将开庭、保全、和裁判三种实质性司法行为列入虚假诉讼罪妨害司法秩序的情形,似乎有失全面。在全国法院审判的45件因虚构借贷事实构成虚假诉讼罪的案件中,有6件为“借题发挥式”虚构借贷事实的行为,若以《解释》为标准,上述行为将得不到刑事上的惩罚。由此可见,按照现行《解释》的规定,大量的虚构部分借贷事实的行为将没有惩治依据,但是这些行为无论在类型上,数量上以及行为人所想要达到的非法目的上,与其他行为并无实质差异。

  综上所述,虚假诉讼的行为构成要件的模糊和片面理解、犯罪构成的限缩解释,在客观上造成了对虚构借贷事实行为予以打击时的投鼠忌器,争议丛生。对于单方虚构或虚构部分借贷事实是否属于虚假诉讼或虚假诉讼罪,法院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观点不统一,民刑界限不明,法院对于是否将虚假诉讼行为移送刑事程序、公安机关是否立案、检察机关是否批捕、公诉,均有不同的裁量标准。上述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大量涉嫌虚假诉讼应为均不能被有效制裁,由此导致了大量虚假诉讼行为成为漏网之鱼,甚至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大行其道。相当一部分虚假诉讼行为并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惩治,甚至仅被视为诉讼中夸大事实等不诚信的诉讼行为,此为虚构借贷事实行为高发与治理不足之矛盾的根源。

  四、民间借贷案件中虚假诉讼的危害性。

  (一)损害司法公信力。

  “单方欺诈型”虚构借贷事实的行为具有普遍性与代表性,而“借题发挥型”与“无中生有型”虚构借贷事实的行为在危害程度上相处无几。若把“单方欺诈型”和“借题发挥型”虚假诉讼行为排除在民事强制措施的惩罚范围之外,无疑会造成绝大多数上述行为不能被有效惩治,同时,也易使相对方误以为司法在为虚假诉讼行为“背书”,极大的影响了司法公信力。

  (二)造成不良社会引导。

  由于大量虚构借贷事实的行为没有被及时有效地惩戒,从而使行为人产生虚构借贷事实成本较低的心理预期,从而助长了行为人的气焰,导致在诉讼中捏造事实的行为更加猖獗;更有部分行为人抱着尝试的侥幸心理虚构事实提起借贷诉讼,一旦获得法院判决则达到其获得非法利益的目的,而即使虚构事实的行为被识破,也不会承担法律责任,可以说是“零法律代价”的非法行为。这种乱象与诚信诉讼的原则背道而驰,如不加以遏制和治理,将对社会公众造成不良引导,严重影响社会风气和扰乱司法秩序。

  (三)影响金融市场安全稳定。

  虚构借贷事实若不能及时有效惩治,很大程度上会对民间借贷领域引起不良示范。结合当前民间借贷的主要出借人为小贷公司、地下钱庄、“影子银行”、职业放贷人等群体的现状,一旦上述群体肆无忌惮地打“擦边球”实施虚构借贷事实行为,诚信这一“良币”将被低成本的“劣币”驱逐出借贷市场“套路贷”愈演愈烈,严重威胁金融市场的健康、安全及发展。

  五、民间借贷案件中虚假诉讼的认定与防范。

  司法实践中,《规定》和《指导意见》是我们审理民间借贷虚假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规定》结合了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审判实践的调研结果,吸收了实践中的有益的经验做法,采纳了合理怀疑加综合判断的规范模式,总结出了可能是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行为方式,我们的理解是:1.对于民间借贷出借人是否实际出借款项,进而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是否系虚假诉讼,应考察出借人是否具有履约能力。如果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应对其是否出借款项持有合理怀疑。当然,考虑到民间借贷的特殊性,也可能存在有些出借人从其亲戚朋友那里借款然后再行出借的事实,故在法院持有怀疑时,允许出借人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具备出借能力。2.就常理而言,其在民事审判中具有事实认定功能。司法实践中的案件事实并非客观事实的重现,而是法律人在已掌握的证据的基础上,根据法律规定和生活常识等对案件事实的重构。在这个过程中,日常生活经验等常理起到重要作用。不管是法官、律师还是侦查人员,他们在事实认定的时候,并非按照时间顺序一点点地将案件事实铺开,而是以证据为基础,验证某一事实假设能否站得住脚,前后是否会出现逻辑矛盾,能不能建构起前后一致的证据链。在上述事实验证过程中,常理就起到极为重要的筛选作用,一个事实假设要想经得起检验,它首先必须遵循常理,符合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当然,就当事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而言,人民法院基于常理来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究竟如何加以审查并判断,还需要具体审判人员结合具体的案件情况进行综合认定,以形成心证。3.债权凭证应该是其中比较重要的证据。债权凭证有多种,比如借款协议、收据、借据、汇款单、承诺函等。如果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往往会给审判人员带来虚假诉讼的表面印象。另外,虚假诉讼的证据一般为书证,虚假诉讼者为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编制的书证形式上完全符合法定条件,被告也都没有异议;但即使这样,虚构的事实仍然代替不了客观的事实,如果审判人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发现书证有伪造可能的,即便双方当事人对证据并无异议,也应产生该诉讼系虚假诉讼的合理怀疑。4.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案件程序的启动,多发生在以虚假诉讼一方当事人为被告的另案已经进入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但是财产尚未处置完毕前。当然,实践中也有部分虚假诉讼案件早于他案进入诉讼程序或执行程序,这种虚假诉讼就更加具有隐蔽性,更不易鉴别。所以,就民间借贷纠纷而言,当事人在一定期间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的,则审判人员可对当事人系虚假诉讼产生合理的怀疑。5.就民间借贷诉讼而言,当事人基于对其利益的关注,往往亲自到庭参加诉讼。在虚假诉讼案件中,为了避免露出破绽,当事人到庭率较低,大多委托诉讼代理人单独参加诉讼,给法院查清案件事实设置障碍。因此,如果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且当事人所委托的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矛盾,则审判人员应对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发生产生疑问。6.一般而言,虚假民间借贷诉讼过程具有合谋性和非对抗性。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之间一般不具有实质性对抗。被告要么只让代理人到庭应诉,从而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要么选择还款期限、利息、违约金等非关键细节进行辩解,并不否认原告诉称的基本事实。在此情况下,审判人员就应警惕当事人的虚假诉讼性质。另外,虚假诉讼的双方当事人一方面力图规避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审查,一方面希望尽快达到其诉讼目的,往往倾向于调解结案,通过诉讼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因此,对于当事人之间诉讼的对抗不符合常理,且当事人乐于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审判人员也应加以警惕。7.虚假诉讼往往是为了损害其他权利人的利益,因此对其他人的利益影响至为明显,而其他人也最关心这种诉讼的结果。例如,对于夫妻一方在离婚过程中出于逃避夫妻共有财产分割的考虑,虚构同他人的债务,并通过让债权人起诉的形式来达到其目的,在此情况下,夫妻另一方往往会提出异议。对于夫妻一方能够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的,审判人员应考虑到此诉讼是否是虚假诉讼的问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中,当事人往往通过串通的形式意图减少一方的责任财产,以达到损害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利益的目的。就此而言,如果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对此诉讼提出异议,则应引起审判人员的足够重视。因此,只要是案外人的债权人对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提出异议,则审判人员应结合案件的其他事实加以综合判断。8.在市场经济中,当事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采取相对公平的交易方式。因此,如果当事人在纠纷中出现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则往往不符合市场交易的规则,因此,该种情况应引起审判人员的注意。在审理中,审判人员可以采用完全客观的认定方法,无需考虑当事人是否具有低价转让的合理理由。亦即,只要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就应该引起审判人员的足够重视,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本条的规定综合判断是否构成虚假诉讼。至于何谓低价,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中对“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规定来加以认定。因此,如果人民法院经审查发现当事人在其他案件中存在以地域市场价或者交易指导价70%进行交易的情形的,则可以考虑当事人有虚假诉讼的嫌疑。9.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无论是放弃其实体权利,还是放弃其程序权利,均属于其对自己权利的行使方式,法律往往允许。但需要注意的是,自近代社会以来,权利的行使往往负担有限制条件。就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判断而言,当事人不正当放弃其权利,可能对他人的权利造成损害,审判人员有怀疑其系虚假诉讼的正当理由。而对于不正当的判定,应以可能对他人的权利造成损害作为其实质的判断要素,不应将当事人是否认识到这种放弃会对他人的权利造成损害作为考虑的要件。10.对于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需要通过审判实践进一步总结和补充完善。

  对于虚假诉讼的防范,除了采用上述司法解释的指导,司法实践中法官也可以采用具有操作性的审理规则。笔者通过对一些典型案例的分析,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提出以下建议:

  (一)法官应恪守职业道德,勇于承担责任。

  事实上,虚假诉讼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方面是社会失信的情形恶性循环,债务人普遍不守诚信;另一方面,有的法官为了减少工作量,对于当事人主动调解的案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审查不严。甚至有的法官参与虚假诉讼,为虚假诉讼出谋划策。上述行为,在危及法院队伍廉政底线的同时,也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因此,法官队伍的纯洁是防范虚假诉讼的组织保障。尤其是借贷类案件,法官更要做到仔细审查,从钱款的来源到交付形式、从借款目的到还款能力全方位进行核实审查。对于确属虚假诉讼的案件,不能图一时方便,准予撤诉。更要勇于承担责任,不怕得罪人,不怕惹麻烦,依法予以驳回并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二)给法官开通案件信息查询权限,利用大数据查询当事人的涉诉情况。

  在借贷类案件中,当事人虚构事实,提起虚假诉讼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逃避执行,减少个人责任财产,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这类案件的当事人往往在法院还有其他涉诉案件,包括审理中的案件和执行中的案件。如果审理借贷类案件的法官能够第一时间查询到当事人尤其是被告的其他案件信息,可以在防范和认定虚假诉讼时掌握主动权,对当事人是否逃避执行主动进行审查判断,或者直接与另案的法官进行沟通了解,有必要的可以调取另案卷宗材料。如果当事人在另案中作出了与本案不符的陈述,且无法作出合理说明的,该相反陈述就可以直接作为认定虚假诉讼的依据。

  (三)对于借贷类案件,避免机械适用自认制度,并依法加大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力度。

  自认制度是当事人一方对他方在诉讼上所主张的事实作出的陈述,特别是于己不利的事实陈述,以言词或行为表示承认,从而使该事实主张者的举证负担转由承认者承受的一项证据法制度。对于借贷类的虚假诉讼案件,当事人不进行实质性抗辩的情况较为普遍,如果机械适用自认制度,对被告自认的案件不进行审查,必然会催生更多的虚假诉讼。2015年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自认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第92条第3款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该规定明确了当事人对诉讼上自认的事实与法官依据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已经形成内心确信的事实不相符的情况下,该自认不能动摇法官的心证。根据上述规定,结合借贷类案件的特殊情况,对于当事人自认的借贷案件,也要严格按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以及防范虚假诉讼指导意见进行必要的、充分的审查。2015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6条对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进行了限定,具体包括以下五种情形: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涉及身份关系的;涉及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诉讼的;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虚假诉讼案件属于上述规定的第一种和第四种情形,即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对于可能存在虚假诉讼的案件,法院可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不经当事人申请,依职权直接对相关事实进行调查取证。

  (四)把好借贷类案件的调解关。

  调解的优点自不必说,尤其是民商事法官更喜欢调解。一方面在调解过程中,法官不必拘泥于法律,而是通过对各方利益的协调与平衡,从根本上解决纠纷。另一方面,对法官的各种考核指标也决定了法官更愿意调解处理案件,提高绩效考核的分数。但是在借贷类案件中,调解无疑是虚假诉讼的“温床”。有的当事人早就摸准了法官喜欢调解的脉搏,投其所好,甚至在立案时就向法官表示双方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由于部分法官缺乏审判经验和技巧,责任心不强,怠于履行职责,对当事人的不正常言行警惕性不高,不经审查直接进行调解,使得虚假诉讼穿上了调解这件合法的外衣。据此,对于进入法院的所有借贷类案件均应依法进行审查,核实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再进行调解,包括立案之前的诉调对接、司法确认、庭前调解等程序。对于可能存在虚假诉讼的案件,依法开庭审理,通过庭审程序,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五)提高庭审驾驭能力,在法庭调查阶段巧妙发问。

  根据检索到的虚假诉讼案例,绝大多数的虚假诉讼案件均在一审程序中被认定、驳回。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按照相关规定,二审的审查限于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不一般性地作全面审查。因此,全面查明案件事实是一审法官的法定职责。一方面,当事人在一审开庭审理时面对法庭询问作出的陈述相对于二审时更接近于事实真相;另一方面,即使虚假诉讼的当事人具有丰富的诉讼经验,在虚假的事实基础上也不可能作出完全合理的陈述。这就需要法官巧妙的提问,善于发现当事人陈述中的矛盾和漏洞。本文选取的所有虚假诉讼的案例,都是法官依据当事人的陈述,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综合认定的虚假诉讼。因此,在借贷类案件庭审中,建议法官仔细阅卷,提前准备发问提纲,格外重视“当事人陈述”这类证据形式。在结合案件其他证据的前提下,对“当事人陈述”进行综合认证,将虚假诉讼拒之门外。

参考文献:

1.《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作者:杜万华、杨临萍、韩延斌、王林清、于蒙,载于《民事法律文件解读》2015年第9期)

2.《民间借贷涉嫌虚假诉讼的认定及处理》,《人民法院报》,2015年11月16日

3.《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判断标准》,李志东,景来律师网

4.《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认定与防范》,吕岩,《人民法院报》,2018年4月1日

5.《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逆向选择与司法应对》,蓝寿荣,》《政法论丛》2019年第一期

6.《深度解析最高院三巡当庭宣判的民间借贷虚假诉讼案件》,陈永灿,万邦法律网
责任编辑:张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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